日期：1957-8-30 作者：《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本报讯 经过本报全体工作人员一个多月来的追击，本报右派分子、文教组编辑戚志信(长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已经被进一步揭露出来。在这个时期内，批驳戚志信的大、小辩论会举行了20余次，大字报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张贴出来。现在，戚志信已经陷入了群众的重围之中，理屈词穷，丑态百出。在这种情况下，戚志信已开始交代一些问题，但是在重要关键问题上仍未彻底交代，避重就轻，而且态度也不够老实。
已经揭露的大量事实证明：戚志信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的进攻，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的，他有一整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体系。他从根本上否定报纸的党性原则，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方针，歪曲党的鸣放政策，厌恶并且拒绝思想改造，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反对马列主义。
在本报编辑部鸣放座谈会的发言中，戚志信一开始就向报纸的党性原则发动了进攻。他恶意地把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说“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有矛盾”，诬蔑本报过去“只对‘省委机关’几个字明确，而不了解我们的报纸也是人民群众的报纸”。他认为不要党的领导，“报纸就能办好，就有人民性”，只要“反掉党性……人民性就可以抬头”。并且以“在执行省委意图上有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为借口，反对接受省委对报纸的领导。他把两年以前省委某书记建议在报纸上刊登一些农业社的调查报告，歪曲为省委对报纸的“干涉”，并且叫嚷事情只要发生一次就可以认为是“过多干涉”，从而捏造了所谓“省委对报纸干涉过多”的谬论。此后，戚志信即准备投书人民日报，借口要改变省委对报纸“干涉过多”的状况，保持报纸的“独立性”，公开地否定省委的领导，要求省委“放弃对报纸的领导”。(此信后未发出)戚志信还把报纸的指导性和趣味性对立起来，他讨厌指导性，反对报导中心工作。他说，“省委一个同志讲了讲积肥，长途电话就下去了，花了许多钱，记者就得忙于这类稿件。”他认为指导性和政治性是报纸“干干巴巴，枯燥无味”的根源。因此，他主张报纸要从多方面追求“趣味性”，一再在群众中、在领导面前吵嚷要尽可能多地刊登属于所谓“趣味性”范围的琴棋书画、山水游记等，以进行他的资产阶级的所谓“美感教育”。同时，他反对在党报上刊登省委负责同志的文章和报告，狂妄地要求检查一年来报上所刊登的这类文章和报告，辱骂这些文章和报告象“大地主”，“霸占了”报纸的篇幅，因而“妨碍了”编辑人员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发挥，“阻滞了”新鲜活泼的报导。他又伪造事实说，“外面很多人怀疑”报纸为甚么一定要刊登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在省政协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说这种报告“没有意思”，“很多人都不看”。为了从根本上取消报纸的党性原则，篡改报纸的政治方向，戚志信还提出了所谓“政治性和业务性”的问题，以不懂业务为借口，企图把报社具有实际斗争经验、政治条件较好的同志排挤出去，说他们做报纸工作“没有前途”。
对于编辑部的各级领导，戚志信就更极尽了诬蔑谩骂的能事。从总编辑至组长，包括编委会和秘书长在内，无一不是戚志信攻击的目标。他把所有这些领导同志统统给扣上了“不懂文艺”、“教条主义”、“条条块块”、“棍棍棒棒”等等。总之，凡是意见和他不相投，未曾允许他公开贩卖反党、反社会主义货色的人，他都加以谩骂、诬蔑。尤其是在鸣放期间，他更嚣张已极，不可一时，用尽心思搜集领导的缺点，寻找所谓“领导改错了的”稿子，翻出长期保存的小样，声言要“算旧账”。
戚志信继承一切右派分子的衣钵，对编辑部所有的领导都进行了一番诬蔑谩骂，说领导这不行那不行，这不懂那不懂以后，下一步就提出了他的用心恶毒的反党、反领导的所谓“扩大编辑权限”的问题。他要求领导对他“要放手、要支持、要信任、要合作。”他认为审稿是“棍棍棒棒”，表现了领导的“无知和粗暴”，选稿则“限制了齐放”，据他看来，有了审稿和选稿制度，就谈不上发挥编辑的创造性的问题，编辑就只能作“文字匠”了，因此，他反对审稿和选稿制度，主张把编辑的权限扩展到无限大，以至于组长不同意的稿子可以直接发给总编辑，总编辑不同意，编辑有权登在报上让群众来讨论。这样戚志信就从实际上否定了领导，取消了领导，而为他篡改报纸的政治方向大开了方便之门。
戚志信反党反领导的活动是极其阴险狡猾的，他象一条嗅觉极灵的猎犬，到处搜罗对象，无孔不入地大肆煽动，企图点起反党的毒火。鸣放开始后，他认为时机已到，即一方面恶意歪曲党的鸣放政策，针锋相对地制造了所谓“无界限论”，公然为毒草争地盘。他主张乱鸣乱放，并且要求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香花和毒草，以便象他这样的牛鬼蛇神和臭花毒草放出来，流传出去，毒害人民。他一再坚持“放就是领导”，“百花齐放是目的不是手段”的谬论。对在放鸣期间，本报编辑委员会所作的若干决定，他一概认为是“条条框框”、“限制了放”、“压抑了生机”而加以公开反对，并且在领导面前争争吵吵，又在群众中间，在各种会议上，以致写文章大肆宣扬他的谬论，进行挑拨煽动。他诬蔑我省没有鸣，没有放，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冷冷清清”，“寒流”，“象电流一样袭入人们的遍体肌肤，使人感到砭骨沁凉”，谩骂有领导的鸣放是“教条主义的论调”，是“条件反射的情绪”，“对百花齐放的贯彻是很有害的”，并且诬蔑编辑部有“四怕”，“瞻前顾后，摇摆不定，活象小脚女人”，辱骂报刊的领导者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当”、“包打自己打不了的天下”。妄图在报纸上打开一个缺口，让毒草臭花泛滥起来。另一方面，即愈益加紧了他的放火活动。例如某些作者对稿件处理有些地方表示不满，戚志信即加以挑拨煽动，用来内外夹攻报纸和总编辑。戚志信向外退稿和联系作者时，一贯叫喊“编辑无权”、“稿子的生杀大权都操在总编辑手中”，把作者对某些稿件处理的不满，一概引导到总编辑身上。因此，总编室常受到副刊作者的指责，有的作者甚至一定要找总编辑，并且声言：“长空(戚志信)早给我们说过，找他们不顶事，稿件的生杀予夺大权都掌握在你们手里。”他在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公开诬蔑总编辑是“只需要党性和政治性，不要人民性和艺术性”，故意挑拨与会者对报纸不满，对总编辑不满。五月间，戚志信又乘组织本报召开文艺界座谈会的时机，集中地在文艺界放了一把火，用心恶毒地要与会者给他“出一口气”，引导他们攻击报纸、攻击总编辑。有一位作者因为一篇小品文未发表而不满，戚志信即恶意地捏造事实进行挑拨说：“你的小品文秘书长给丢了!”作者问为什么会丢？戚说：“因为总编辑听说批评省委就不高兴！”后来，有些作者在戚志信的煽动下，果然在这次座谈会上对报纸、对总编辑进行了攻击。事后，他们对本报另一编辑说，他们之所以在这次座谈会上“将总编辑的军”，是因为戚志信事先给他们“打了招呼”。又如，五月下旬，在省文联召开的文艺编辑座谈会上，有两个人发言对我省鸣放状况表示不满，戚一听就觉得这是“自己人”，后来，当这两个人中途退会时，戚也急忙赶出门外，作过自我介绍即煽动这两个人写文章，他说：“江西气候我有同感，但我们领导的看法不一样，我自己也不好写，您们写吧，外边人写了报纸就只好登。”结果，这两人一人写了“揭盖子”，一人写了“气候问题”，大肆攻击党、攻击领导(均未见报)。再如本报某记者到婺源采访，听到县领导对省文艺界领导有些意见，回来后反映给文教组，戚一听大为高兴，连称“好!好!一定要搞，这是领导扼杀艺术的典型。”当即组织这个记者写文章，表示“我支持你”。根据已经揭发的材料，戚志信组织的这种点火文章，遍及了本报编辑部、“星火”月刊、南昌农民报、省话剧团、群众艺术馆等处。戚志信还把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分成“革新派”和“守旧派”，对于一些思想有问题，对领导有些意见的同志，就以捧拉的办法尽量去影响他们，挑拨他们与他一道来反对领导。
对于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党的文艺方针，戚志信采取了公开反对的态度。他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作为副刊的编辑，他长期以来就抗拒本报编委会确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从各方面反映我省经济建设面貌和表扬新人新事”的副刊方针。甚至露骨地要求把副刊从党报整体中“分出来，独立发稿”，以便把党报的副刊变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戚志信认为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是“庸俗社会学”，是“要从文艺作品中找生硬的政治，根本办不到”。他对工农通讯员的来稿，只翻一翻，即在稿笺上画上“退”字。他认为工农通讯员“没有培养前途”，甚至诬蔑工农通讯员的作品是“两寸宽的草纸上涂上几句标语口号也算诗”，对他们采取了不能容忍的冷冷冰冰的厌恶态度，但对那些与他臭味相投的，专一写攻击党、攻击领导的稿件的作者，则以个人名义信来信往，极为亲热。后来，他更进一步地干脆把文教组同志多年辛勤培养起来的一批工农通讯员，从作者名单中刷掉了。他为了反对政治性，在作品的题材方面，主张不应该分重要题材和非重要题材。在他写的“主题与非主题”(刊本报内部刊物“记者往来”第十三期)一文中，公开提倡不要写重要题材，而埋头写所谓“活生生的”身边琐事。他说：“长期以来，在文学领域里流传着这样一种倾向，就是作品要求描写重要的，不重要的生活可以一齐丢掉。在我们新闻报道中，这种理论也一直堂而皇之称为正宗。我觉得，它的贻害实在是不浅的。”他把写工农兵的作品一概贬为“公式化、概念化”，把江西人民喜闻乐见的山歌一概称之为“政治口号”、“政策条条”而予以排斥。戚志信对于表扬歌颂先进人物和新人新事，也是极力反对的。他说报纸上介绍的新人新事“有很大的主观片面和虚假性”，但是他对于暴露新社会的阴暗面则极感兴趣。他极力主张多写攻击党、攻击领导的杂文，对杂文的性质则加以恶意的歪曲，说“杂文的片面性是难免的”，“偏激是我的风格”，等等。编辑部要求编辑、记者要深入实际，干预生活，戚志信则加以歪曲，说“干预生活就是暴露阴暗面”。他非常欣赏前一个时期的文汇报，他对文汇报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大加赞扬，到处推荐，甚至在办公室高声朗读，埋怨我们的报纸没有象文汇报那样“过瘾”，在他的文章里说“令人眼望上海，心生感叹”。
不仅如此，戚志信还利用他做党报文艺编辑的工作之便，与我省文艺界的右派分子罗时烽等互相勾结，大肆攻击省委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抹煞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省文艺事业所获得的成绩，并且制造、挑拨文艺界的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以及文艺界与省委之间的关系。他们共同研究、集体创作了“东拉西扯”、“春风无限潇湘意”(右派分子矢明曾参与后者)、“乱话三千”、“谷雨”等一系列的反动文章(前两篇先后刊登在“星火”月刊，后两篇未发表)。在前两篇文章中，戚志信对省委和文艺界党的领导进行诽谤中伤，咒骂他们是“目光如豆”“不读书”的人，是“满脑子只剩下条条块块，手里只有棍棍棒棒”的“全副武装”的“铁甲将军”，对他们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表示深恶痛绝，说这就是他们“唯一的盾牌”。认为若不推翻文艺界党的领导，就会“闷死欲求的花”，就会“阻滞鸣放”。他攻击省委的负责同志说：“想拆墙的人，看不见墙那边发号施令的人的脸色，听不见墙那边的动静；于是不知如何动起，墙只好依然无恙的屹立在那里。面都见不着，叫人隔墙喊话，总是不会常情的吧。”他还闭着眼睛抹煞一切，说江西没有“肥沃的土壤”，没有“温暖的阳光”。因此，他认为江西的文艺事业是“十分苍白和软弱的”，是“衰萎”了。甚至狂妄地质问领导方面“在事业前进的道路上铺几块砖头？”后来，“东拉西扯”受到批判，戚志信又乞救于右派分子矢明等人，共同商议对党斗争的策略，决定要反咬一口。矢明还以群众艺术馆馆长的身份召开座谈会支持戚志信，并在省委文教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极力为他的“无界限论”辩护。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戚志信和矢明的联系更加频繁，在矢明那里探听党的机密，知道了他将被划为右派分子，矢明则给戚志信打气说：“错误算不了什么，人就是在错误中成长的。”戚志信与罗时烽的关系更加密切。戚曾欺骗报社的领导，说罗是“共产党员”，要把罗调到报社搞副刊，以便加强戚在报社反党反领导的力量，企图占领党报的副刊阵地。事情未成，戚志信、罗时烽又积极策划筹办不要党领导的所谓“同人刊物”，企图夺取党的文艺阵地，挤垮“星火”，与党唱对台戏。
戚志信参加革命由南下工作团至江西后，1949年至1953年间，先后被分配在省总工会和江西工人报工作。在这期间，戚志信也是一贯组织落后小集团，反党反领导。他在同志中谩骂“共产党是披着羊皮的豺狼”，青年团支委是“小特务”。对于省总工会的几个领导同志，一概加以辱骂，说某部长是“凭资格吃饭，不学无术”，某部长是“店员出身，市侩气不改”，某部长是“婆婆妈妈，除了生孩子外，做不了什么”。后来，戚志信到江西工人报，又一贯反对编辑部的历任总编辑。
他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他说他“听到思想改造就厌恶”，他认为思想改造是“压抑生机”。因此，长期以来，戚志信就拒绝思想改造，从不认真参加机关内部的理论学习。
1953年5月，戚志信由江西工人报调本报编辑部，在未到文教组搞副刊以前，曾先后作过时事编辑和组版工作。在这期间，他反对领导，破坏报纸的活动也未停止。他一方面在组内闹不团结，一方面又利用做组版工作常与报社领导同志接近的机会，挑拨离间，说“某副总编辑根本不行，划好的版样到工厂后总编辑仍要拆版”、“总编辑今晚在工厂又发了某人的脾气”等等。他还常利用职权对某些重要的稿件加以积压，使之迟迟不能见报，而对另一些稿件，虽已经编委、组长审阅，他也要大加删削，甚至弄得错误百出。有时并且假传领导的意见，对一些在他看来是“教条主义”而其实是重要的稿件退回各业务组，经常为此与各业务组吵闹。值晚班下工厂的时候，对于工人的态度也极坏，常常凶骂本报印刷厂的老工人，有的工人说，轮到戚志信值班，他拼版时的手都会发抖。这十足地表现了戚志信敌视工人阶级的感情。
在过去几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戚志信也是一贯抗拒破坏。反动党团登记时，他对别人加以阻挠，说：“暴风雨来时暂躲过，暴风雨过去再反扑”。镇反运动中，他一方面自称为民主人士，要组织对他“客气点”；一方面又乘出外采访之便，在公安部门探听镇反情况，回家大肆散布不利于运动进行的空气。三反运动中，戚志信是被审查的对象，但他却以组织对他的审查反诬领导“陷害”他，疯狂地谩骂同志是“看守狗”，是“猪猡”，并在自己的日记上抱怨说：“暴风雨来了，多难的春天！”
戚志信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远的历史根源。戚志信出身于一个大资本家兼地主的家庭。他哥哥戚志忠曾任云南伪法院的“推事”和“首席检察官”，是屠杀进步人士的刽子手，解放后被逮捕劳改，但戚志信却一贯同情他。土改时，戚志信的家庭遭到清算，母亲被农民斗争了，他更是怀恨在心，对人说：“自从威海(戚的家乡)解放后，我家的财产净尽了，母亲受到了最深的侮辱，父亲去世了，全家只好住在二姐一间小房中，我这时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只不过是为了寻找死。”
戚志信自己的历史也是腥臭不堪的。远在1945年他在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当时在日本占领下的国民党地下组织，接受特务组织的指示，在威海高中监视几个有“八路”嫌疑的同学。“八·一五”威海解放后，戚志信畏罪潜逃，至青岛等地又与国民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46年，戚志信辗转到了北京，进入了“中法大学”读书。在这段读书期间，戚志信曾负责主持校内“难区同学会”，与进步同学对抗，经常上馆子、跳舞、玩女人、穿美国外衣。在1946年的“沈崇事件”和以后的“五·二○”、“六·二”等学生运动中，戚志信始终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并且参与了反罢课的签名运动，调查进步同学的情况。后来，戚志信又在学校办了一个“新生食堂”，与学生自治会进步同学掌握的食堂抗衡。在戚志信负责中法大学“难区同学会”(按：“难区”即指解放区；“难区同学”即指由解放区逃至国统区的学生。)期间，还曾向当时的“北平行辕”李宗仁处和蒋介石的秘书请求发放“救济面粉”，并按照“行辕”的指示，只发给“思想纯正”的同学。
现在，本报同志正在继续追击戚志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原载1957年8月30日《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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